从此种意义上看，他们应该在改革共识中进行主动的转型，或者忍受剧痛被动转型。

二是政府财政的钱用作贴息，扶持有能力的企业来受援地举办能带动当地发展的项目，那么，就可以用一元钱办一万元、几十万元的事。目前，应以国际商贸中心建设为目标，采取特殊政策，在进口税收、市场准入、贸易管制、金融服务等方面给予桥头堡贸易特殊的政策扶持。

可以预测，在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条件下，通过陆桥进行交流的东西方物流、人流、资金信息流可望增加，新疆将成为主要的国际大通道。这一次19省市对口支援新疆能否取得成功，按照中央的要求，关键在于能否建立全方位援疆的有效机制。而据我研究，西部地区老百姓自己实施一批小型项目的意义非常重要：这不但是直接帮助当地人就业，增加收入，而且有利于培养当地的创业人才，造就当地的企业家，从而有利于增强当地的造血技能。进入 赵俊臣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援疆 。最近，中央做出了新时期新疆工作总体部署，决定在继续加大中央对新疆支持力度的同时，选择19省市对口支援新疆。

四、19省市对口支援新疆大项目的同时，要尽力开发能够较多吸收当地人参与并就业的项目19省市对口支援新疆，当然要确定一大批大型项目，包括油气田等自然资源开发、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自然环境保护、劳动者素质提升和人力资源开发等，是完全必要的。以天山为主的风景旅游示范区。中国的税收充分反映了人治社会的运作机制。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等人及政府智囊层面的人都认为，中国的宏观税负（税收收入）才占GDP的21%左右，和发达国家比起来，还远远落后。韦森：说要启动内需，怎么启动呢？政府的税收在迅速增长，每年都高出GDP那么多。说得白一点，政府为了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增加投资，创造就业，表面看是政府在为老百姓做事，但最后还是要老百姓为之埋单。但国内老百姓不买产品，企业怎么实现盈利？其实，居民消费是启动内需最根本的动力源。

（编注：以32%的宽口径宏观税负水平为基准，中国人均税负水平目前约为九千元左右，基本与国人人均可支配收入差不多）。韦森：中国的税负高还是不高？我与财政部的专家有着不同的看法。

如果经济不好了，就应该减税，减轻企业负担，这应该是一个大方向。在税收政策上，不能只有一种增的机制，而不以减为方向。一个是哈耶克，提倡自发市场秩序和法治政府。原来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1994年的税制改革在当时有它的进步意义，但是在没有预算民主政制的情况下，这一改革却导致了今天政府税收急剧膨胀而不受任何实质性约束、几乎每年都完成自己年初所定财政收入增速目标百分之二百多的情况，这说明我们的财政体制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譬如，我们的现行《宪法》第五十六条只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否则就会出现有钱人不办企业，而是把钱用来炒股炒房，流到国外。现在中国财政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基本安排就是这样，即政府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完全是政府的事，根本不受任何制约。

请想一想，这是一个什么数字？2009年中国七点二亿农村人口的人均收入才五千一百多块钱，我们的人均纳税比七亿多农民的年收入还多出一千多块钱。税收收入经人大批准才能征收，政府预算透明，无疑就会形成遏制一些政府官员腐败寻租的可能，反过来也可以救我们一大批干部呀。

记者：但是就日常生活经验来看，除了每次上缴个人所得税之外，我们也不太清楚生活中到底有多少钱是用来纳税的，这可能也直接导致了我们所谓纳税人意识的淡薄。原来大家可能以为，低收入家庭本来就不交个人所得税，所以与政府减税没有什么关系。

现在老百姓怨声载道的高通胀，也和这有很大关系。如果纳税人权利被明明白白地摆在桌面上，就会少掉很多麻烦的事情。高物价与高税收息息相关记者：最近报纸上可以看到不少高物价新闻，比如深圳人跑到香港去买东西，那里的东西反而比大陆便宜。韦森：对，建设性很重要，从预算民主上开始进行宪政民主和法治社会建设，目前看来是可行的。1909年清政府做了一个税收预算，包括政府的开支、加上庚子赔款等等，数目很大。你哪怕是那几百块钱的打工妹，去吃一碗面，到超市去买日用品，本身就已经包含流转税了。

当年才刚立宪，就做到了这件事情，现在过了101年了，都这么现代化了，我们的人大的代表性再怎么说也比晚清好不少吧，怎么还不能做到？由此看来，中国的预算民主，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为不为的问题。但事实是，美国的价格反而比中国低。

当然，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中国的税负已经是很高了。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我不抗税，但我要偷税漏税，或者是我要贿赂税务部门来减税免税。

我们的税是直接从你花出去的钱中帮你扣掉的，也是直接从你的工资中扣掉的。所以我们必须厘清背后的逻辑关系，而不能只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

记者：那中国现在有没有条件进行大规模减税以缓解民生的压力。而由此派成出来的税收高增长民间早已有了不少反对的声音。到底中国的税负如何，痛苦不痛苦？我和许多企业家都交流过，他们也都认为税收水平太高了，尤其是近几年，实在是日子不很好过。高收入国家的为30%左右。

过去十几年，中国企业的生产能力大幅度增加主要是靠出口国外来消化，现在出口增速减缓了，生产的东西卖到国外比较困难，那就得在国内市场消化。事实上，近几年，无论经济是好是坏，GDP增长是快是慢，我国的财政收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地方政府一直把财政收入的高增长当作一项政绩。

但是在中国，大部分是流转税和针对企业盈利所征收的税，人们并不知道。按照这一指数排名，除了2007年中国排名第三之外，2006到2010年间，始终都排在世界第二，仅次于法国，而高于瑞典和比利时。

现在的情况是政府高税收，政府替老百姓花钱。因此，减少老百姓的税负，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这是关键中的关键。

当然，在我国目前的预算制度下，我们形式上好像什么都有，包括财政部的预算报告，也须得经人大代表投票通过，但问题是在目前人大虚设和人大代表非专职化的制度安排中，好多人大代表只是对政府的任何决议都举举手通过、走走过场而已。举个例子，从2000年到2010年，每年政府财税部门都几乎以超过一倍的增幅来完成自己年初所定的预算收入增长目标，这说明我们的财税部门征税根本不受任何制约。不能只考虑发展速度，考虑大项目和面子。相反，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这种大政府、高投资的增长模式有相当大的风险。

回顾一下中国近代史，就会发现，从以预算民主作为突破口来建立现代宪政民主政治与法治社会，现在看来已经不存在可行不可行的问题了，而是为与不为，做与不做的问题。财权与事权错配，导致中央集中的财政收入太多，甚至出现有些部委的预算拨款花不掉、突击花钱的问题。

实际上，目前财政学界的许多学者基本上都同意我的看法，认为从建立预算民主作为突破口来启动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可行的。从世界上一些国家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经验中，可以推知，如果我们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一个明确的宪政（即有限政府或言政府的权力——尤其是征税权——是受限的）目标，而仅仅是把我们未来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想象为只是在形式上采取一些西方国家通行的普选制，这将非但不能保持我们国家的社会安定和经济的长期增长，还有可能出现像文革那样的大民主，甚至会出现多数人的民主暴力或多数暴政。

但其实不是这样，就像我前面所说，中国的税制与其他国家不一样，消费税是不透明的。韦森：对1994年中国政府的分税制改革的过程和当时的情况，财政部前部长项怀诚曾做过一个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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